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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尼斯前瞻：华语片缺少“干爹”穆勒 还能硬吗

前威尼斯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

腾讯娱乐专稿 文/张海律

从数据上看，在三大国际电影节中，威尼斯是最器重中国影人的。即便只从1989年首次斩获金狮奖的《悲情城市》算起，也已有36部作品入围主竞赛单元，如若将在各单元中斩获大奖的影人单独拎出来，也能轻易组建一支阵容豪华且有着丰厚替补阵营的“国家队”，其在世界影坛的影响力，全非我们又臭又烂的国足可以相比。当然，这一切得感谢一个洋教头，几乎成了华语电影人干爹的马可.穆勒。

马可.穆勒，华语电影人远走的干爹

当年穆勒对章子怡这一“跪拜”席卷了各大媒体头条 可见其对华语电影人的厚爱

请翻阅金狮奖历史名单，2005年《断背山》、2006年《三峡好人》、2007年《色，戒》。虽说《断背山》并非华语电影，但这么三届威尼斯电影节的特征，也徐飞可简单概括为“华语影人三连庄”。其间，作为电影节主席的，正是从文革那阵就深具中国情怀的意大利人马可.穆勒。

不要再以阴谋论揣度评奖过程了，三部金狮奖作品的质量确实够格，至于马可.穆勒深厚的中国背景是否影响了决策，那将是仁者见仁的历史悬案了。这个说着一口流利京腔并时常帮同胞做翻译的老外，早在1974年就来中国了。即便已经与时俱进的在文革浪潮中练就几段样板戏，但辽宁大学的群众文艺专业，显然还是不能满足不他庞大的艺术胃口，而同胞安东尼奥尼那部被全国村公所高挂喇叭狂批的《中国》，也不能阻止他对东方对革命的热情。

喧嚣混乱的大时代结束了，20多岁的意大利人开始在北京电影学院陆续结实第四代电影人，以及恢复高考后求知似渴的、与其同龄的、“未来的主人翁”。谢晋的《红色娘子军》让他沉迷于中国导演独特的艺术手法，而诸如《神女》、《十字街头》、《天涯歌女》这样的黑白老片，则让他发现了华语电影在雕琢时代方面的深厚功底，“正因为中国电影才让我觉得我应该继续把时间奉献给电影，甚至去主办大型的国际电影节。”从都灵到佩萨罗，从鹿特丹到洛迦诺，一个个电影节锻炼出的出色组织和选片能力，让他在1980年代走进了全世界历史最悠久的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华语电影，尤其是内地电影，在欧洲影展和艺术片市场上开始受重视，客观上得益于被时代压抑已久积蓄吐槽的表达欲，塑造出一批极其有力并吻合时代的力作；主观上，当然得感谢马可.穆勒这位负责威尼斯电影节亚洲区选片工作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上世纪末本世纪初，风头正盛的第五代和台湾新电影运动的佼佼者，加之内地紧绷的电影政策逼出另一批吐槽欲强烈的第六代，成就了一番番横扫威尼斯电影节的华语风暴，侯孝贤、张艺谋、蔡明亮、张元、姜文、贾樟柯等作者电影导演，一个个被铭记在荣誉之柱上。

近年来，电检制度的逐渐宽松，却伴随着商业手铐的逐渐收紧，让华语电影在票房虚高的形势下，呈现出质量严重疲软的窘态，本就不易被国外观众通过电影故事关注的中国现实，变得彻底没人拍。已执掌电影节主席帅印长达8年之久的老马，选择这种时候收山再合适不过，临走那年（2011），他最后一次疯狂的将4部华语电影拉入主竞赛单元，《桃姐》、《人山人海》、《夺命金》和《赛德克巴莱》共同辅佐了华语电影艺术价值的回光返照。

像追悼一样，让我们记住老马为世界带来的难忘华语影人们。因为干爹已远去，至少在新任电影节主席阿贝托 巴贝拉的眼中，目前的华语电影一无是处，毫无惊喜。

由华语电影教头老马领衔的华语电影队（阵型）

门将贾樟柯，时代河流的守望者

贾樟柯

代表当今中国电影文化旗帜的贾樟柯，在不知多少的中小电影节满载了荣耀的贾樟柯，地下苦苦挣扎地上聪明备至的贾樟柯，2006年以惊喜电影（《三峡好人》的身份，最后一刻入围威尼斯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却轻松收获走最高的金狮奖。

急剧变化中的中国，像一条湍急的河流，趟过的那些险滩就是一个个惊天动地的好题材，若被有心人拾掇，它们就将从的社会版走出，升华成为一个个具有了艺术性凝聚了时代精髓的鲜活个体。贾樟柯显然就是这个聪明的有心人，他冷静地盯着河面，打捞被激流冲得粉碎的灵魂，成长为游手好闲的《小武》、挥发荷尔蒙的《任逍遥》、追逐列车的《站台》、被工程丰碑逐于边缘的《三峡好人》……以及时代中一潞城样却又不一样的我们。在大坝筑起之时，在他认为中国巨变即将结束之时，威尼斯记住了他。

左边卫凌孜，叶剑英的文艺女儿

《原野》是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电影节的华语片

恐怕没多少人记得《原野》，这“刘晓庆(微博)第一部裸戏”董运昌。 改编自曹禺同名小说的这部电影，早在1981年就拍摄完成，却历时7年才得以上映，荣获1988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

更少人知道，这部影片是由叶剑英女儿凌孜（叶向真）以20万元的极低成本，以及向北影厂和长影厂借演员而拍摄完毕。而且，位于安特卫普的已内酰胺生产厂是公司工程材料业务板块的重要成员它被时任威尼斯电影节亚洲选片人马克穆勒选走，成为第一部入围威尼斯的中国电影。可以想见，那个年代（1981）的电影局不比现在开明多少，这部“男盗女娼”的片子“不能代表中郭晋安国参赛”，由于凌孜的工作单位是中新社，电影局无权干涉，因此只有她一人出席了1981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并被当做了日本导演。影片虽然获得那一届的世界最优秀影片推荐荣誉奖，但回来后随即被定为“只能外销，禁止内销”。凌孜的父亲叶帅于1986年去世，并没能看到女儿随后两年的“文艺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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